研究日军侵华，会发现日军和德军最大的不同是，德军是做坏事的职业军人，他们杀人只是执行命令，而日军不一样，他们的暴行中带着一种近乎野蛮的狂欢感。
要理解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历史所怀有的深刻记忆，不能简单地将其与其他列强的侵略等量齐观。
这种情感的根源，深植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为的独特性质、其手段的超常残酷性，以及战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迥异表现之中。
一个常见的疑问是：
近代以来，中国曾遭受多个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何对日本的情感尤为特殊？
解开此结，关键在于审视日本侵华与其他列强行为在几个本质层面的不同。
首先，是侵略意图的根本差异。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多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割让土地、支付赔款。
他们的核心目的在于经济利益与势力范围，其行为如同强盗入户劫掠，旨在令中国衰弱以便操控与剥削，本质是让这个古老国家“病倒”。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从甲午战争攫取台湾与巨额赔款开始，其目标便超越了传统殖民掠夺。
至全面侵华时期，其目标明确转向彻底征服与吞并。
日本在其占领区，如中国东北，推行系统的“皇民化”运动，强制使用日语、篡改历史、意图从文化与认同层面根除中华民族意识。
这种企图从根本上毁灭一个文明并取而代之的“亡国灭种”之谋，是其他侵略者所不具备的。
这是一种旨在令中国“消亡”的终极恶意。
其次，是暴行规模与性质的极端性。
其他列强的侵略同样伴随暴行，但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的暴行，其组织性、系统性与反人类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触目惊心。
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最集中的体现。
在1937年底的数周内，日军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强奸、抢掠与焚烧，遇难者达三十万之众。
当时留守南京的国际人士，如德国商人拉贝，组建了安全区并详细记录了日军暴行，其文献成为无可辩驳的第三方铁证。
这不是战争进程中偶然的失控，而是有组织的恐怖政策。
此外，如关东军“731部队”以活人进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行径，其冷酷与“科学性”令人发指。
在广大的华北等地，日军为扼杀抵抗而实施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了大量“无人区”。
这些暴行是自上而下、系统性的国家犯罪，旨在从肉体与精神上摧毁中华民族的抵抗意志，其残酷程度刻入了民族记忆的最深处。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战后的历史态度。
德国的战后道路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社会对纳粹罪行进行了持续而深刻的清算。
从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的惊世一跪，到立法否定纳粹、教育系统直面历史，其忏悔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重新接纳。
反观日本，由于冷战格局等复杂历史原因，对军国主义历史的清算极不彻底。
长期以来，其国内部分势力始终试图淡化、歪曲甚至否认侵略历史，例如在教科书中模糊侵略性质，将“侵略”写作“进入”，极力模糊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日本政要屡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种行为被受害国人民视为对历史的公然亵渎。
尽管日本国内也存在反省与和平的力量，但官方态度的曖昧与右翼势力的不断挑衅，使得历史的伤口难以愈合，信任难以建立。
这种对历史罪责缺乏真诚、深刻、持久反省的现状，与德国形成对比，并时常与钓鱼岛、台湾问题等现实争端交织，进一步加剧了不信任感。
因此，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历史的深刻记忆，是由侵略意图的毁灭性、战争暴行的极端性以及战后历史认识的巨大反差共同塑造的复杂结果。
它是对数千万死难同胞的永恒缅怀，是对民族苦难的深刻铭记，也是对历史真相可能被歪曲、军国主义幽灵可能以其他形式还魂的必要警惕。
这份记忆并非针对日本人民，而是指向那段由日本军国主义所书写的历史及其未被彻底清理的遗毒。
真正的和解与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关系，必须建立在日方对这一段历史事实真诚、彻底、持续反省的坚实基础之上。在此之前，要求遗忘不仅是强人所难，更是对历史与死难者的背叛。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二战德国投降后日本曾想顽抗：进行"本土决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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